CMF报告：疫情下我国就业模式变化、就业形势分析与展望

3月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42期）于线上举行。本期论坛聚焦“疫情下我国就业形势与就业模式变化”。

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毛振华、卢锋、赖德胜、伍戈、易定红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易定红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一、背景介绍；

二、新冠疫情下的就业形势；

三、新技术进步影响就业的机制：就业模式的变化；

四、新就业模式的概念、特征与发展状况；

五、结论与讨论。

一、背景介绍

报告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长期、中期以及短期三个角度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相关背景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我国就业趋势的基本理解。从劳动力供给角度而言，长期看我国已于2005年前后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进入“刘易斯区间”，即劳动力供给状态由充裕转变为有限阶段。在2035年左右达到“刘易斯第二拐点”，届时劳动力将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完成。随着人口结构转变，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深，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劳动力供给和就业总量减少。另一方面，疫情中的居家隔离令和封城措施限制了人员流动，在短期内减少了劳动力供给。

从需求角度讲，首先从长期来看，在经济新常态下，就业压力逐渐增大，“稳就业”成为政府的重要目标。技术进步通过重塑生产组织过程，对劳动力需求产生重大影响。并且2021年以来我国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这也进而导致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其次从中期角度看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拉开序幕，政府开始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同样带来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最后就短期而言，一方面中美贸易战造成劳动力市场就业损失，另一方面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中国劳动力需求带来了极大冲击。

二、新冠疫情下的就业形势

新冠疫情给我国的就业形势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体现在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方方面面。从劳动力供给来看：第一，疫情期间的交通管制措施使得返乡劳动力无法及时返城复工，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造成劳动力供给减少；第二，居家隔离令限制了线下工作的开展，使得线下劳动力供给减少、线上和平台劳动力供给增加。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也给劳动力需求造成了非常明显的影响：第一，疫情期间企业一方面因融资状况恶化，部分中小微企业陷入困境，用工需求减少。另一方面，因疫情隔离措施，工作场所人员密集企业的用工需求减少。第二，疫情期间居民消费需求受到约束，企业生产下降，用工需求减少。第三，线上工作和新就业模式的发展使得线上和平台用工需求增加。

新冠疫情冲击下，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同比下降负6.8%，全年增长2.2%。经济下行也导致就业形势发生变化，2020年2月中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创2018年1月以来的最高纪录6.2%。在2022年一季度，疫情对就业的影响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失业人口增加，按照调查失业率同比上升约一个点计算，新增了400万人左右；第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增加，城镇就业人口下降6%，大约2640万就业者退出劳动市场；第三，受此影响的就业人口中大约有7568万人处于休假未上班状态。

此外从长期来看，我国就业趋势的波动上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城镇调查失业率在2020年2月达到最高值（6.2%）。从整体来看，失业率长期处于平稳下降的趋势。从失业率的波动幅度来看，疫情初期失业率波动幅度较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失业率波动幅度逐渐减小。从持续时间来看，疫情对失业率的冲击持续了一年左右。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显示，从长期来看，就业市场景气回升速度快，在2020年第三、四季度回升最为明显。借助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变化、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和城镇就业困难就业人数的数据进行研究，可以发现疫情造成的就业的波动加大，但对整体趋势没有影响。

对农民工就业形势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在疫情初期下降明显；但从长期来看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较为平稳、波动幅度较小，目前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而年轻群体受疫情影响的程度更大、时间更长。年轻群体2020年7-8月份失业率较高，尤其是毕业大学生疫情期间找工作难的状况。

总体而言，新冠疫情在短期对劳动力市场就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导致企业复工率降低、城镇失业率升高，短期内就业形势不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失业率波动幅度逐渐减小。我国就业形势整体处于平稳向上趋势。这一趋势得益于三个方面：第一，得益于政府在疫情期间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就业的政策，为新就业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方向。第二，得益于人口结构的转变，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劳动力供给和就业总量减少。第三，得益于新就业模式的发展，新就业模式在疫情期间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三、新技术进步影响就业的机制：就业模式的变化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传统就业模式的就业受到不小的冲击，并且就业模式通常受到技术的影响。我国正在经历第四次新技术革命，新技术的发展通过改变就业模式，进而影响到劳动市场的就业数量和就业结构。当前我国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新技术，包括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这其中，在新冠疫情外部影响下，对于稳定就业发挥最大作用的就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普及，以平台就业为代表的新就业模式在疫情下得到了发展。

数据显示，自2005年以来，我国互联网技术投资不断增加，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4G和5G网络基站数量大幅增加。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互联网作为居民获取信息最主要来源的比例持续提升。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发挥信息媒介作用日益增强。除此之外，农村电子商务、线上办公等形式的发展普及也推动了平台就业新模式，这无疑降低了劳动者进入市场的资本门槛。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也提高劳动市场劳动者与岗位的匹配效率、满足经济中更加个体化需求从而增加了社会经济总量。总体而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引领就业模式的变化，通过提高线上办公规模、推动电子商务等销售模式以及各种新的工作组织方式，进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四、新就业模式的概念、特征与发展状况

报告首先对新就业模式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所谓新就业模式，是指依托于信息网络技术，伴随着数字经济平台而产生的新的工作组织形式，由该工作组织形式衍生出来的一种普遍性的灵活式、分散式就业模式。其有三点非常明显的特点：第一，工作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依托网络平台而产生的灵活、分散的组织方式；第二，劳动者与工作岗位的结合方式发生了变化，由此衍生出新的依托于平台的劳动关系，其中一种是自雇（创业），另一种是较为有弹性的平台雇佣关系；第三，工作状态发生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具灵活性，并且新就业模式与传统就业模式相比，存在明显的差别，具体表现在更加灵活多变的工作状态中。新就业模式克服了商品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创业的资本投入门槛；提升了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

从发展现状来看，新就业模式提供了规模巨大的工作岗位，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课题组的研究，截止当前，平台经济能够提供1亿以上的工作岗位。从结构上看，平台经济提供的工作岗位以住宿餐饮业为主。以抖音为例，疫情之后，抖音平台的工作岗位增加到3000万人以上。从行业结构来看，零售业占比最高，高达五成以上。一方面，直接提供的就业机会为“稳就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另一方面，疫情背景下数字经济平台通过提高工作效率，增加经济活动总量，进而增加劳动需求。

在未来新就业模式的就业规模将持续壮大，数字平台提供工作岗位的规模依然会呈现持续上涨的趋势。但是这一模式存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首先，新的雇佣方式未纳入与传统模式并列的概念体系，这会导致新的劳动关系下劳动者和雇主的权责不明晰、社保体系不完善。其次，这种工作组织方式也存在较高的不稳定性，他的具体运行过程会跟随市场运行发生变化，未来会演变为什么样的工作模式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最后，新就业模式下工作技能偏低，不利于青年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不利于未来工业化社会需要的技能增长。这都是需要进一步考虑优化的问题。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疫情条件下我国就业形势和就业模式的报告研究，大体可以得出四个结论：

第一，新冠疫情在短期对劳动力市场就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从长期来看，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经过一年左右逐渐趋于稳定。这得益于我国出台的促进就业政策、人口结构的变动及新就业模式的发展。

第二，互联网影响就业的主要机制在于通过发挥信息媒介作用，降低了劳动市场搜寻成本，提高个体化需求的满足程度而增加社会经济活动总量，降低劳动者进入市场的资本门槛。

第三，新就业模式是指依托于信息网络技术，伴随着数字经济平台而产生的新的工作组织形式，由该工作组织形式衍生出来的一种普遍性的灵活式、分散式就业模式。与传统就业模式相比，新就业模式在疫情下对促进就业具有独特的优势。

第四，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就业模式下的工作岗位规模逐渐增多，其中服务业相关工作岗位占比最高。疫情背景下，新就业模式的发展为“稳就业”发挥了突出作用。未来新就业模式下的就业规模仍会继续增大，同时这种就业模式也将面临一些挑战，需要对此进行进一步优化。

报告最后，也提出了五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第一，关于工作岗位、就业、就业模式的概念界定，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二，为什么新就业模式没有吸收更多年轻人就业，未来若要着力改善青年人就业状况，新就业模式还需要做出哪些优化；第三，新就业模式目前还未像传统就业模式那样有相对成熟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关于平台雇佣关系的界定和相应权责不清晰，这将对政府进行就业管理提出怎样的要求；第四，新就业模式对就业的影响存在多条机制，在统计数据时，如何描述并区分这几条影响机制；第五，平台经济提供工作岗位的相关就业量应该如何进行定义和统计。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对就业形势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并就“稳增长“政策的系统性思考进行了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就业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传统的稳增长目标与稳就业目标出现了一些偏差。简单的GDP增速达标不意味着就业率的达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GDP就业弹性在逐年下降，增长永远体现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以及技术对于劳动力的替代上，从而导致增长带来的就业并没有特别多。所以就业的压力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经济复苏与就业复苏的不匹配性上。就业是一个旧问题，但是一个新统计。弹性就业出来后，在新业态新技术的推动下，就业的形势在疫情期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如何在新的统计口径里正确认识就业的问题和相应的政策，这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就是“稳就业”的主体，中小企业稳，就业就稳。而中小企业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订单的问题，这也要求政府不仅仅要少收，更重要的是要给予这些企业更细致的支持。一方面要给予相应的纾困基金，直接给予资金的补贴；另一方面是订单，一些大型企业、大型项目的政府采购订单能否在很大程度上针对一些小微企业展开。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立足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模式的转换以及新冠疫情和国际形势演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变化进行研究。得到三方面见解：首先，劳动力就业市场本身就是存量调整的问题。吸纳劳动力的部门和企业出现了变化，存量调整也从量变发展到质变。网络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电子商务对整个就业市场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冲击相当大，人工智能也给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带来了机会和挑战。在疫情冲击下，就业一方面受到了冲击，同时又有一些转换。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得工作形态发生了变化。其次，劳动力总体需求是下降的，一些技术进步降低了劳动力需求，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最后，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结构性供给缺口。这些结构性的供给缺口不仅仅出现在高素质劳动力市场上，也出现在一些基层劳动力市场上。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认为总体来讲，复苏在就业和宏观经济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但也仍然存在不充分的情况。具体看对于提升就业尽管有一些有利因素，包括新就业模式的发展和部分人口进入退休年龄，但是我国今年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就业压力。就业需求在今年会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包括超过1000万的大学毕业生以及近500万的中专毕业生，还包括几十万的退伍军人和中学生。所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经济增速对于达到大幅提升就业这个期待还不太现实，劳动力市场实现供需平衡还有一定的困难。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表示奥肯定律中增长和就业间的关系未必是当期和即期的关系，可能在时间上存在着领先和滞后。从数据上能够看出，中国的调查失业率大概领先于名义GDP增速一到两个季度的时间。如果这种规律在数据上和历史上能够印证的话，大概率意味着中国经济特别是失业率，在今年上半年可能处于上升通道。原因在于经济整体下行的起点是在去年三四季度，按照过去的规律，我们能够感受到今年上半年滞后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从中长期看，诸如快递等新就业形式并非高质量的就业，中国的高质量就业毫无疑问是在高精尖、知识密集型的领域。另外就是现代服务业，包括医疗和养老。所以在中长期，还是要让微观主体预期的信心更加坚定，知道什么领域存在机会。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赖德胜对于我国就业形势的总体判断是能够延续过去几年的态势，总体处于稳定。原因在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弹性依然很强。第二点是从2018年底中央推出就业优先政策以来，最近三年出台了大量的促进就业的政策，并且中国有1.5亿户的市场主体，承载了我们的就业基本盘。但是实现就业基本稳定的大局任重道远，压力比较大，这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劳动力市场供需张力压力比较大，就业好与坏、就业目标高与低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关系。二是就业结构的问题。中央一直强调我们有就业总量的压力，但主要矛盾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供需结构性发生的偏差。三是就业质量问题。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对于就业质量的追求会影响到充分就业的实现。

在此之后，各位专家就如何“增加就业岗位，控制失业率”进行了讨论。

毛振华提出应做到“四个注意”：第一，不仅要注意新就业机会的供给，同时也要注意已就业者的状态，要防止已经就业者失去工作岗位；第二，不仅要注意劳动力需求总量的减弱，也要注意劳动力结构不足的问题；第三，不仅要鼓励雇主扩大就业，也要帮助劳动者建立合理的预期；第四，不仅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也要保护企业主体和市场主体雇主的权益。

卢锋指出在过去十多年，新就业形态总量达到了2亿多，从数据来看，具体部门的就业有增有减，但就业的临工化、灵活化趋势非常明显，或者说自由职业的比例越来越大，甚至有专家预测未来能够达到70%。然而随着平台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和市场控制力的增强，我国有加强这一行业监管力度的趋势。2021年这个过程大大加速，内容也有所拓宽。总的来讲，强化监管包括防止无序扩张，在短期内有必要性，也带来了积极效果，但是从解决就业和长期发展的一些根本性的基本面问题来看，可能将这一产业提升到更加法治化的水平才更加符合我们的长期利益。

伍戈认为从短周期的维度而言，如果政府工作报告中的5.5%经济增长目标能够实现，不管是从奥肯定律看还是从过去经验看，实现今年的就业目标都是没有问题的。长远看来，中国总体而言不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从整个经济基本面而言，不管是三到五年或者是更长时间来看，中国都是劳动力不足的国家，未来劳动力不足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在这个时点的确要缓解供需矛盾，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去除经济中的一些扭曲压制，特别是对行业的一些压制。要在“红绿灯”的中央基调之下，尽早明确负面清单，对法治经济、契约精神给予最大程度的保护。

赖德胜指出新就业模式和新就业形态对我国最近几年稳就业、保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因为新就业形态的工作时间比较灵活，空间也是灵活多变的，技术门槛比较低，深受年轻人喜欢。因此，如何使新就业形态更好的发展，也是未来需要考虑的问题。要加大对新就业形态支持的力度，要顺势而为，让其自然脱颖而出。其次，在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下，强调高质量的美好生活。因此，如何来保证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值得关注。最后，全国总工会推动成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会，这一点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