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报告：中国应对“印太经济框架”要突破产业链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近日，美国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它对亚太经济意味着什么？它对中国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应对这样的经济格局？7月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1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印太经济框架：美国思维的变与不变”，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及行业专家刘元春、钟正生、高瑞东、邓希炜、胡逸山、刘青联合解析。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青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印太经济框架”(IPEF)是美国传统对华战略的新外衣，是纳入了“特朗普主义”顾虑的“奥巴马路线”；

二、“印太经济框架”的内容与RCEP针锋相对：规模、重要性、经济结构不容忽视；中美与IPEF其它成员的贸易、产业依赖程度较深，成员与中美的贸易往来有替代、有互补；

三、关于IPEF的深层性质与影响的几个判断：IPEF是美国在多重困境、多重目标下的政治行为，是其“小院高墙”战略的延伸；整合了亚太经济与安全要素；在短期内形式大于实质、长期不容轻视；

四、政策建议：中国应快速行动、及时应对：瞄准关键领域，科技自立自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针对限制措施，有的放矢地突破产业链、盟友圈的双重封锁。

报告对IPEF的主要内容做了分析，有以下几点结论：IPEF与RCEP是针锋相对的东西。IPEF的圈子，成员国这个集体，它的规模、重要性和经济结构都不容我们忽视。对于这些IPEF成员国来说，中国和美国对于这些国家在贸易产业依赖程度上都比较深，而且中美对有的国家是有一定的替代性，对有的国家它有一定的互补性。

对IPEF的一些性质和影响，报告认为：IPEF是美国在多种困境多目标下的政治行为，非符合经济规律的行为。它是美国对华战略里“小院高墙”对印太地区的延伸。它的影响短期形式大于实质，长期绝对不容忽视。

光大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高瑞东认为，“印太经济框架”最核心指向两个方面，一是供应链安全，二是核心的技术管控。在“印太经济框架”推出之前，美国无论总统还是主要的经济官员在访问日韩以及欧洲时一直致力于来建立一个在供应链上封闭的圈子，希望在核心领域上加大对于中国的封锁，是“小院高墙”技术封锁的延续。

高瑞东认为，美国现在所推动的新一轮对华的技术封锁，还没有明确具体细节的框架，而且很明显，它经济效益性没有那么强的，一定程度上是在阻碍亚太地区相对比较活跃的多方经济活动。如果美国不能给框架的参与国实质性的优惠和利益，且这些框架如果约束这些成员国的经济增长，相信这样框架的可持续性和影响力也会大打折扣。

对中国来说，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只有通过不断的自身改革，不断地对外开放，积极开展各种层面的区域性合作，从而争取全世界更多的国家和更多区域的支持。随着RECP的生效，中国和整个印太地区国家双向的交流可以说愈发活跃。现在东盟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我国对日本、韩国长期都保持了贸易逆差，日韩对中国的依赖度在增加，也加大了我国做综合应对的空间和灵活度。

高瑞东表示，“印太经济框架”其实是美国当前无论从政治、经济、外交战略的综合选择，也是美国民主党的综合选择。最终目的还是要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小院高墙”的技术封锁。同时，我们也要特别地警惕，未来中期选举之后，随着美国政局变化，可能带给中美关系甚至外部环境更加严峻的挑战。但我国开放的步伐越大，抵御反全球化逆流的这种力量也会更强。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认为“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大战略的一个必然产物，应理性看待战略在不同阶段的变化，意识到中美之间的对峙会从传统意识形态的对峙到经济的对峙，再到全方位地缘政治的对峙。同时，任何经济同盟的构建都要有共同的成本分摊机制和共同的收益分享机制，而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印太经济框架”缺乏共同的安全性敌人，收益与成本是不对等的，难以在亚太地区和中国产生对峙效应。此外，当前世界没有国家有重塑世界新格局的能力，包括美国目前国内问题也十分严峻。所以中国在战略上要有清晰的认识，同时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保持定力，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就难以被替代。具体而言，在经济上要保持中高速的增长，在创新机动、产业升级、数字化发展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在政治上不能给予敌人以同心纠集的抓手，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错误来回避欧美借势产生集合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