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方式需激发地方官员的积极性

现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事实上激励浪费性投资，推高地价，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结果导向型的考核体系以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近日看到渣打银行王志浩（StevenGreen）先生做的一份关于地方官员考核与地方经济

现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事实上激励浪费性投资，推高地价，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结果导向型的考核体系以改变经济增长模式

近日看到渣打银行王志浩（StevenGreen）先生做的一份关于地方官员考核与地方经济发展关系的调研报告，其观点很有见地，即“现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事实上激励浪费性投资，推高地价，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结果导向型的考核体系以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这个问题涉及到增长方式转变的推动思路，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前者似乎成效不彰，后者因此显得更有意义。也就是说，转变增长方式不能只靠上面天天讲，重要的是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理论上讲，中央和省级政府制定的绩效考核体系是激励机制的核心，地方官员有动机去做能够使自己获得晋升的事情。但是，现实中如何获得晋升，答案并非只是简单的GDP指标考核。各个地方对官员还有很多考量因素，比如财政收入、社会稳定情况、建设项目、民主评议情况等。因此，要想理解地方官员行为的驱动因素，不仅仅要看绩效考核体系。

尽管如此，改良现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仍具有激发地方“转方式”正能量的积极意义。

《人民日报》近期也连续刊文批评地方政府推动产能增长至过剩，甚至暗示GDP增长目标也在其中难辞其咎。从一定程度上讲，GDP目标考核制度直接刺激了固定资产投资，同时削弱了政府向服务型转变的能力。因为固定资产投资能产生立竿见影的GDP增长，并为以后的财政收入赢得机会。而即便预想的收入不能兑现，债务则是后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当前的考核体系以及更大范围的激励机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隐藏的公共债务、浪费性投资和高房价等）仍在不断增加。长此以往，或将导致日益严重的产能过剩、更庞大的政府债务、更多的土地征用和失地农民，当然也会导致更高的房价以及更少的就业增长。再进一步，我国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的转变必将被耽搁。

要做出改变的话，一方面，需要将GDP、固定资产投资及财政收入等目标弱化或软化；另一方面，需要创设新指标或者硬化已有的被忽视的指标，如硬化新就业数量，尤其是服务业就业人数，或者将当地教育、医疗质量提升作为考核依据。

此外，还需要考虑强化配套制度设计。一是可以考虑进一步理顺财政拨款体系，将目前分散在众多部委之间的资金集中起来，统一划入一般性转移支付，确保重点项目得到强力支持。二是尽快推出普遍征收的物业税，既降低地方政府维持地价高涨的积极性，同时又可以实现事权与财权的匹配。三是逐步将一些现在由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集中到中央，比如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等。最后，尽快采取措施永久解除地方政府与地方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与国有银行不同，地方银行和金融机构非常容易受到地方官员项目贷款的压力。从提高效率、化解风险角度看，可以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非银行金融集团适时接管部分地方银行，既可以促进银行业的竞争，也可以更好地提高金融业务协同效应。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具备条件的地方政府公开发行市政债券，以此推进地方财政透明化，实现上下一心、凝心聚力推动增长方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