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底抽薪”破调控难题资源税费、行政性的垄断行业和金融结构几个关键性改革的滞后，严重影响了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所谓“三过”问题一直是我国近年来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认为，这些问题当中最核心的是投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所谓“三过”问题一直是我国近年来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认为，这些问题当中最核心的是投资增长过快。由于投资增速过快，导致了国内产能过剩和贸易顺差过大。对此，当然可以用关紧货币和信贷闸门的方式进行调控。但这些问题的持续存在表明，还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林毅夫认为，这跟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合理有关。目前的宏观调控很多属于“扬汤止沸”，但是要真正解决问题应该“釜底抽薪”。所谓“釜底抽薪”，就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先要找出病因，才能“对症下药”。“病因”即是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还没有到位。“尤其是资源税费、行政性的垄断行业和金融结构几个关键性的改革，目前的推动还十分滞后。”

　　显然，林毅夫所说的收入分配是一个“大分配”的范畴。在近日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圆桌会议上，这位刚刚获得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任命的经济学家，与许多知名学者一起，试图对中国的宏观调控难题进行深层次破解。

　　林毅夫认为，在金融结构方面，我们以四大国有银行再加上股票市场为主。在这样一个结构之下，中小企业基本上得不到金融服务，但却创造着大量的就业机会。由于缺少金融支持，劳动就业岗位的创造依然相对不足，工资水平因此受到抑制。在这种情况下，低收入者的收入就很难提高。并且，在这样的金融结构下，从大银行或者股票市场获得的资金成本相对较低，能够借到钱、融到资的，都是相对有钱的大企业。收入低的储蓄者反而要去补贴有钱的人。低收入者一方面工作机会少，另一方面得去补贴这些有钱的人的投资行为，收入分配当然就会越来越不合理。

　　贫富差距拉大另一个根源就是资源的分配不合理。我们现在的资源名义上是国家的，但是资源的税费极低，在很多状况下，大量的国有资源低租就转让给少数人，让他们拿到开采权，这就导致资源性行业成为一个暴利行业；另外，还有一些行政性的垄断行业，也是现在收入分配不均很重要的来源。

　　林毅夫提出，应该调整金融结构，改革资源税费，让资源产业变成与其风险相对应的正常的盈利行业，对垄断性行业进行开放，引入竞争，不能开放引入竞争的，也要对其价格和收益分配严格监管。这些改革的进行，不仅将解决目前困扰我们宏观调控的“三过”问题，并且还将使各个产业协调发展，低收入者的收入得以提高，社会更加和谐。

　　当然，解决这一问题非一日之功。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宏观经济方面出现的问题，深层次看是结构方面出现的问题，很多都和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的，而收入分配是一个长期问题，不是短期政策能解决的。他说，现在我们的资源成本还很低，国际原材料涨价让国内垄断行业自己的腰包大鼓，却让公共财政来负担亏损，这是极不公平的体现。从长远看，有必要尽快理顺资源的价格体系，让成品油和土地等资源性产品体现出市场应有的价值，对中高端消费实行完全的市场价格，同时对农用车用户等低端消费者进行适当补贴，缓和价格提升带来的冲击。

　　此外，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土地由农业用途转向非农业用途，产生巨额增值，而土地增值的分配却是一个“黑洞”。石油的高额垄断利润也应归社会而不是该行业的内部人所有。

　　王小鲁强调，所有这些资源的管理和利益分配，都需要有一套明明白白的制度,并尽量透明化、公开化，接受社会监督。

　　王小鲁还认为，中国通过30年来的经济改革已经建立了一套以市场为主体的体系，这个成绩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中国的改革刚刚“走完了一半”，目前正在向社会和政治等纵深领域发展。北大中国经济中心教授姚洋也提出，中国改革已经不能只关注经济，建设一个好的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样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