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人口学专家：入园难与普查数据失真有关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在全国范围展开。我国首次将境内的外籍人员归入普查对象，也是十年来对于全国人口状况的最大范围调查。全国人口普查与普通居民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普查数据失实可能造成何种后果？带着这些问题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在全国范围展开。我国首次将境内的外籍人员归入普查对象，也是十年来对于全国人口状况的最大范围调查。

全国人口普查与普通居民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普查数据失实可能造成何种后果？带着这些问题，本报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听他详细解读了人口普查的方方面面。张翼2005年曾被推荐为公安部户籍改革专家组成员、北京市人口总理事。

事关每个家庭利益

本报调查：如此大范围、周期性的人口普查工作，其意义何在？

张翼：人口普查是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了解人口变化状况的最有效方法。世界早期范围较大的人口普查，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当时普查的主要目的在于制定兵役、劳役和税收政策。

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主要是国家为制定社会政策进行的一种科学调查。首先我们要通过人口普查确定人口政策，例如社会生育的速度是快是慢，应该制定限制还是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再比如年龄段性别比是不是平衡平等，婚龄人口男的多还是女的多，都既与宏观政策密切相关，也与微观的家庭利益不可分割。

本报调查：我国至今已进行过六次人口普查，这几次普查的内容有哪些变化？

张翼：以上说的这些问题，包括人们的就业情况、就业结构，人口流动，粗死亡率，粗出生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问题，在前四次普查中就有这些内容。这些内容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有价值的。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加入了住房状况调查。国家想借此了解居民的居住质量、居住面积和住房位置。只有这样才能了解一定区域人口的居住密度。也才能有效配置各种城市公共设施，以满足居民的需求。

这次普查加入了对外籍人士的调查，以适应中国市场化、全球化与国际化程度的趋势。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外籍人士越来越多，因此，国家需要了解这些外籍人士在当地的具体状况。

本报调查：居民平时掌握的数据中，有哪些来自于人口普查呢？

张翼：例如老百姓常说到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家庭户规模”、“人口文化程度结构”、“婚姻结构”等，就只能在人口普查中得到最准确的回答。没有人口普查，我们是拿不到这个数据的。

另外，老年人的数量、老龄化水平、人口死亡率等也来自于普查，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一旦老龄人口超过一定的比例，年轻人的负担会加重，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另外，不同年龄段儿童数量的多少，也就是平时所说的“出生高峰期”等——比如某个时期新生儿很多，那么到了上小学的时候，这一个年龄段的孩子入学压力就会加大，而如果某一个时段新生儿数量减少，那么他们分享社会资源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这些数据，都是可以通过人口普查发现的。

剩男也受学术界关注

本报调查：人口普查数据是如何影响政策制定的，您能否举个例子？

张翼：比如老百姓都很关心的老龄化问题。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还比较低，但这个老龄化数据是结构性的。如果按户籍算，农村低城市高；而按照常住人口算，则是农村高城市低。没有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就可能忽视城市本身的养老压力，但从微观看，家庭的养老压力已经显露出来，家庭的4：2：1结构正在形成。

目前城市的低端养老院几乎没有，两三千元的养老院有，但一千多元的养老院少，城市面临很大的养老压力。而农村更面临着 “未富先老”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制定相关政策。

本报调查：对于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是否也同样需要政策干预？

张翼：按照现在公布的数字，2009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9：100，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是116：100。这说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长期失调。当新生代人口进入婚龄期后，就会发生严重的“婚姻挤压”。也就是说这个年龄段的贫困男性，可能找不到配偶，这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如果这次普查这个比例还没有下降，我们就需要反思我们的人口政策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调整。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偏远的农村。因为一部分农村女性流入到城市，满足了城市里男性的婚姻需求，对于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的男性，就会造成大的影响，甚至出现光棍村的情况。另外城市出现高学历女性的择偶难问题。也是当前中国人口学界、社会学界非常关心的问题。

为什么男多女少？因为中国人的生育观念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那我们就可以从其他方面入手，比如允许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这样可能会抑制对生育性别的人为选择。

入园难与上次数据失真有关

本报调查：人们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是，如何保证普查数据的准确性？

张翼：按照目前的人口普查安排，会对普查人员配置监督员，在普查过后，2010年10月到11月期间，还会有个抽查复查，对不实数据进行改正。

本报调查：什么因素可能导致普查数据失实？

张翼：在这次的人口普查条例里，我们提到一个“准予落户”的概念，也就是没有落户的新生儿可以落户，没有提到要征缴社会抚养费的问题；公安部的相关规定里，也没有提到征缴社会抚养费的问题。不过在各地方政府人口普查的实际过程中，一开始还是在征缴社会抚养费，现在这个政策有所松动，也就是你交比原来的标准低的钱，我给你上户口。

但对于一些老百姓，尤其一些贫困的老百姓，他是不会选择缴费的。第一他怕今后被追缴更多的费用；第二对于更多贫困的人，交这个钱是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他就会逃避普查，从而就会出现人口普查数据不准确，甚至是数据很不准确。

本报调查：如果普查数据不准确，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张翼：第五次人口普查时，0至10岁人口普查的漏报率，在有些地区甚至达到1%至2%，尤其是计划生育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最后统计出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3左右，这个数据与发达国家的日本基本持平，大家谁都不相信这个数据。

这样的数据，就会导致针对这部分人口的政策，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

另外，由于农村的孩子进入城市，也导致数据错误产生集聚效应，影响社会资源的正确分配。例如现在城市幼儿园数量很紧张，就与当时的数据不准确有关系。我们没有预料到有如此多的适龄儿童需要幼儿园。某些城市部门拿到的数据，可能是七万个小孩需要幼儿园，结果来了十二万个孩子，那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幼儿园就有一个巨大的缺口。

医院、学校、乃至社区的诊所如何配置分布，都影响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都需要准确的人口普查数据支持。

GDP政策依然干扰数据真实性

本报调查：如何才能避免这样的不准确问题发生呢？

张翼：如果这次的人口普查的数据还不准确的话，这个问题还可能出现，这是国民经济的大损失。我们要尽量减少人口普查中，干预数据正确率的政策或方式出现。例如目前社会抚养费的压力还在，那我估计，漏报的情况还会比较严重。

与此同时，一些城市有意隐瞒流动人口数量，也可能导致数据的错误。即使在2000年人口普查后，很多城市部门都不接受按人口数量普查数据发布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这些地方官员最怕的是计算了流动人口数量，会降低当地城市的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从而影响他们的政绩。

有些时候统计部门推出一个人均数字，公众立即反应强烈，认为自己明明没有挣这么多钱，明明没有创造这么多的GDP，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流动人口排除了，也就是他们把GDP贡献到城市，但算人均的时候，他们没有算到里面来。

空置率统计未必很准

本报调查：专家们呼吁，应该利用人口普查的机会，调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尤其是空置率问题。国家统计局昨天表示已在部分城市抽选一些小区进行空置房调查。

张翼：实际操作起来很难。我们人口普查的表格上，并没有要求普查人员依据可靠证件核定房屋的确定权属；此外，我们是根据建筑物找人，如果是空房我们并不调查，因此我们最多统计出出租率，空置率很难统计。

而且我们并不强制进行调查，所以房屋问题的准确率不一定很高。但这个数据对于政策的制定，对于了解我们房地产市场有一定作用。

本报调查：从现在的趋势看，第七次人口普查有可能再加入什么内容？

张翼：今后会增加的项目，将是人们的收入状况。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曾有1%人口被抽样调查收入。以后伴随市场化程度的成熟，应该把收入情况加入到人口普查中。另外，今后随着中国移民人口的增多，再次人口普查有可能也会涉及人种这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