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红利映衬出“馒头税”之痛

摘 要： 馒头企业要承担高额赋税，国企却得以享受低比例上缴乃至免缴红利的待遇，就连“九牛一毛”的红利，还往往是“体内循环”，最终又以各种补贴的名义返还国企。凡事都怕“比较”二字，昨日的两则新闻放在一起

摘 要： 馒头企业要承担高额赋税，国企却得以享受低比例上缴乃至免缴红利的待遇，就连“九牛一毛”的红利，还往往是“体内循环”，最终又以各种补贴的名义返还国企。

凡事都怕“比较”二字，昨日的两则新闻放在一起读，令人五谷杂陈。一则是山东政协委员潘耀民披露馒头税的税率高达17%，其本人连续三年提交提案要求减税；另一则是财政部发布数据，全国国有企业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但上缴红利仅为440亿元。（2月21日 《人民日报》）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当“馒头税”遇上国企红利，一种强烈的失衡感痛彻心底。这厢，物价持续上涨，生活压力陡增，老百姓每买一元钱的馒头，其中就包括近两毛钱的税，税率高达17%；那厢，国有企业红红火火，一年攫取近2万亿元利润，却只拿出5%左右上缴“红利”。如此“劫贫济富”，无疑是不公平的。

无论是馒头企业缴税，还是国有企业上缴红利，都是之于国家财政的义务。但这份义务，应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能力担当。早在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提出著名的“平等、确定、便利、经济”税收四原则，就把公平原则放在首位。如今，税负应按纳税人各自的纳税能力来承担，具有较高能力的人缴纳更多一些税，早已成为经济学界共识。

生产馒头的企业，和烟草、石化、电力等国有企业的能力迥然不同。前者属于低端产业，馒头附加值不高，且毛利率不大；后者则利用垄断地位和公共资源，获得了良好的盈利。但在对于国家财政的贡献方面，二者的表现却刚好掉了个个儿。馒头企业要承担高额赋税，国企却得以享受低比例上缴乃至免缴红利的待遇，就连“九牛一毛”的红利，还往往是“体内循环”，最终又以各种补贴的名义返还国企。

眼下，税收遍布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商场买一套500块的衣服，其中就有17%的增值税和13%的营业税；40元一张的电影票包含12元的营业税，三口之家看一场电影交税就36块；每斤二元的食盐中，就有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美国法官霍尔姆斯说：“税收是我们为文明社会付出的代价。”但当高额的“馒头税”遇上低比例的国企红利，却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公平合理。

按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为税后可分配利润30%到40%之间，国有资本向国家上缴盈利普遍高于这个水平，英国盈利较好的企业上缴盈利相当于其税后利润的70%至80%。反观我国，2007年恢复“红利”征缴以来，央企中上缴比例最高的资源性行业及垄断行业，也仅仅上缴税后利润的10%，金融类等国有企业至今没有纳入收益上缴的范围。国企低红利背后的高福利，直接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造成居民的被剥夺感；同时，由于国企优势明显，财大气粗，资本扩张，也在不断挤压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造成另一种不公。

国企红利映衬出“馒头税”之痛，也让我们对公共财政管理进行反思。作为一种分配工具，财税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应尽量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确保税负公平。一方面，充分考虑物价上涨、百姓生活成本增加的实际情况，合理制定食品行业税率，避免过高的税负增加企业成本，进而传递给下游的广大消费者。同时，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并将其纳入公共财政，更多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支出，切实让全民共享国企改革发展成果。切记，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