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背后：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关注春季劳动力市场听到又要等40分钟才有足浴技师空下来，戚红兵再也忍不住了。“我花2000块钱办了卡，为什么每次都要等这么长时间？”戚红兵抬高嗓音，跟足浴店的大堂经理理论起来。“刚过完年，技师招不到

■关注春季劳动力市场

听到又要等40分钟才有足浴技师空下来，戚红兵再也忍不住了。“我花2000块钱办了卡，为什么每次都要等这么长时间？”戚红兵抬高嗓音，跟足浴店的大堂经理理论起来。

“刚过完年，技师招不到，客人又多，实在没办法。”大堂经理的解释让戚红兵有些无奈。

作为杭州邦饰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监，他同样感受到了这波“用工荒”带来的影响，“贴瓷砖的泥工，一天250元都很难找，普通的木工、电工也要200多元。”

实际上，无论是足浴店排队，还是装修工收入上涨，这些“用工荒”的表象背后，是中国劳动力供给结构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以往带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这必然导致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进而影响社会发展结构的变化，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也会发生不小的改变。

足浴店排队越来越长 装修工收入直逼白领

戚红兵是足浴店的常客。可是最近，他经常去的这家足浴店，却经常要排很长时间的队，“最多的一次竟然等了一个小时才有技师空出来，我都躺在房间里睡着了。”戚红兵抱怨说。

对于足浴店来说，这样的抱怨已经稀松平常，因为招不到足够的技师，这家店每天从中午就开始排队。

“在杭州，足浴排队已经是普遍现象，并直接影响正常经营。”杭州足浴行业协会秘书长金咏红说。

今年以来，黄龙太极足道在杭州的门店每天就要因排队而损失三四十名客人。另一家新开的足浴城，两层楼的规模只招到了7个技师，导致顾客抱怨连连。

目前，杭州足浴行业协会下面的20家足浴企业，缺工人数在3000-5000人。而杭州大大小小的足浴企业有2600多家，上规模的有300多家，缺口之大可想而知。

对于足浴店的招工难，身处装修业的戚红兵也是感同身受。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工人就越来越难请，不仅要价高，还得‘排档期’。”戚红兵说，目前最贵的是泥工，一天的工价都在250元-300元之间，木工和电工也在150元-200元之间，而在两年前，普通工人的价格还徘徊在100元上下。

“手艺好点的工人，一个月下来挣个六七千没问题，一年七八万的收入，不比城市白领差。”戚红兵说，很多人这两年都在老家，有的在杭州买了房。

装修公司的工程报价也在不断上涨。“今年以来，一些大型装修公司的报价普遍涨了15%-20%。”戚红兵说，客户普遍反应强烈，有人开始绕过装修公司自己找工人，极个别客户甚至自己拌起了水泥，刷起了油漆。

“刘易斯拐点”逼近 自助服务今后会很常见

实际上，在足浴店排队、装修工收入上涨等这些“用工荒”的表象背后，是中国劳动力供给结构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以往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

根据蔡昉的研究，中国大约在2015年，劳动力人口新增量会降为零，这将使得总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全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结束，劳动年龄人口占主导而带来的“人口红利”也将逐渐消失。

对于很多人来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都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效应，我们的生活也因此获得了不少便利和舒适。

而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我们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成本才能得到他人的服务，当这种成本高到我们不愿去承受的时候，那将意味着一些生活方式也会出现不小的改变。

从欧美发达国家的现状来看，由于人力成本高昂，日常的购物、餐饮、出行等活动中，DIY(英文：do it yourself，意为“自己动手”)服务已成为普遍现象。

而在中国，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类似的自助服务今后也会越来越常见。例如在杭州的中石化加油站中，已经设置了不少自助加油设备；一些餐馆的茶水服务，也改为了自助服务。

“以前，几十块钱洗个脚，很多工薪阶层都可以享受，不过今后足浴可能会往更高端发展，只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人才能享受到足浴。”金咏红说，足浴按摩将来可能会越来越“奢侈”。

面对排队和涨价，春节过后，戚红兵也不再像以往那么频繁地去洗脚了，这几天，他正打算去买个带电动按摩功能的足浴盆，每天回家自己动手做做简单的足底按摩。

农民工市民化

可挖掘另一半“人口红利”

目前，对于中国“人口红利”是否已经濒临消失，经济学界还有一定分歧。

比如，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认为，目前中国至少还有30%-35%的劳动力是农民劳动力，按道理不应该出现劳动力短缺。目前出现的“用工荒”，实际上是一部分农民工过早退出城市造成的。

对此，蔡昉也表示，目前，中国的人口红利只用了一半，至少还有一半的潜力没有挖掘。

“让农民工进城，不解决户口，他还是要回家的，他的消费潜力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被调动起来。”蔡昉说，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不是简单说给户口，应该赋予跟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包括社保、教育、医疗等待遇。

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作为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庞大的消费需求，都会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这就是另一半的人口红利。”蔡昉说。

同样，樊纲也认为，怎么能使农民在城里尽快待下来，尽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

蔡昉认为，推进城市化，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可以挖掘“人口红利”的另一半潜力。此外，通过发展教育培训，延长劳动人口年龄等方式，在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下，挖掘出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专家认为，破解“用工荒”，要在农民工融入城市方面下工夫，如打破户籍门槛、优先安排农民工子女入学，保障农民工享有与城市人口一样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要使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确实得到改善，留得下、留得稳，让他们从流动状态转为稳定状态，在城市落地生根。“这是解决经济发展与普通劳动力供求紧张的最根本途径。”

上周，在全省深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强调，今后一个时期，浙江将统筹推进劳动合同、就业工资、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工作，力争到“十二五”末，全省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100%；最低工资标准进一步提高，实现与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力争使企业职工人人享有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

“人口红利”消失 并不一定是坏事

“刘易斯拐点”的步步逼近，在这个春天已经有了明显的迹象。

今年以来，包括浙江在内的东部沿海地区普遍遭遇了招工难。浙江多地组织企业赴四川、广西、河南等地招工，几乎空手而归。

而随着产业转移的推进，中西部地区也同样为“人”发愁，不少最初积极向东部地区输送劳动力的地方政府，现在则开始“积极截留”农民工在当地就业。

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显示，2009年，东部地区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而5年前东部地区工资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农民工向东部流动的收入激励大大减弱。

同期的监测还发现，2009年珠三角的农民工少了两成多，而2010年上半年，仅河南一省新增的非农就业就有160万，外出农民工减少80万。

蔡昉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数量，不足以补偿城市需求的增加。这在过去几年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升中可以显现出来，未来普通劳动者工资将上升很快。

整体劳动力短缺，正在成为一个趋势，由此中国经济可能面临“优势真空”的陷阱。“我们未富先老，先老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力贵了，”蔡昉警告说，“单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我们却不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得到足够的优势。”

蔡昉认为，如果生产力没有显著提升，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中国经济结构需要加快调整。

对所有新兴经济体而言，这是一次不可避免的“成长的阵痛”。日本和韩国分别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其实，人口红利期结束并不一定是坏事。”蔡昉说，恰恰是不发达的经济才有人口红利，发达经济都没有这个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最终走向老龄化，这是不可逆转的，是经济规律决定的。因此，作为规律，“人口红利”期是一定会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前结束的。

名词解释：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人口红利”：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一个国家出现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和相对较少的老年人和儿童，劳动年龄人口(一般指15岁至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