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通胀应发挥财政政策作用

当前物价上涨是流动性过剩、成本推动及输入型通胀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食品价格上涨较快；由水、电、燃料价格、建房及装修材料价格、住房租金价格等要素组成的居民居住类价格上涨较快

当前物价上涨是流动性过剩、成本推动及输入型通胀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食品价格上涨较快；由水、电、燃料价格、建房及装修材料价格、住房租金价格等要素组成的居民居住类价格上涨较快。食品价格和房价是这次物价上涨的两个大头，特别是食品价格成为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在这种背景下，光靠货币政策手段是不够的，必须更加重视发挥财政政策等手段的作用，形成合力，共同管理好通胀预期。

通货膨胀从本质上说是货币过多问题，所以治理通胀主要靠货币政策。但当前中国物价形势复杂，货币政策多是对流通中的货币总量进行调节，对成本推动型和输入型通胀作用有限，对当前结构性通胀的治理效果不佳。再者，货币政策主要作用于货币供应量，进而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故政策传导上存在一定的时滞。此外，货币政策各项工具的使用和效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理论上能回笼资金、收缩流动性，但是实际运行中部分商业银行可通过减少超额准备金的方式来应对，其信贷收缩程度及调节效果可能大打折扣。目前大中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21%的历史高位，政策空间日渐缩小。

其次，加息一要考虑到中国与其他国家利差可能引起国际“热钱”流入，加剧流动性过剩的局面；二是考虑到加息可能会增加进口企业的融资成本，影响进口增长，贸易顺差可能持续扩大，加大外汇流入的压力；三是考虑到加息对资本市场冲击较大，可能使投资于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出。同时，在当前资金较为紧张的环境下，利率的上升并不能明显降低贷款需求，其抑制投资的效果并不明显。

再次，尽管从理论上说，人民币升值可以有效抑制输入型通胀，但现实中情况复杂，如果市场上形成了明确的人民币升值预期，“热钱”流入不断增加，人民币升值很可能对抑制当前通胀作用有限，甚至适得其反。

在目前情况下，要更加重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对于结构性通胀，长期来看，治理的关键在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中财政、税收等相关行业政策相当关键。短期来看，对供给方的直接价格补贴有利于保持商品价格稳定；财政通过控制投资方向、赤字规模，能结构性地对需求予以调节；通过鼓励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能结构性地改善长期供给，促进经济增长；通过直接的税收减免及价格补贴政策，也能增加短期供给。可以说，在治理当前结构性通胀中，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对成本推动引发的通胀，治理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切断要素价格上升转化为大范围、持续物价上涨的通道。因此，利用相关财税政策可直接促进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提高产能，增强企业消化要素成本上涨的能力，促进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而在源头上控制产品价格上涨。

对于持续贸易顺差引发的通胀，利用进口和出口关税可直接调节外贸企业进出口的数量。比如，我国从2011年1月1日起，对600多种资源性、基础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产品实施较低的年度进口暂定税率，该项政策对鼓励进口、减少贸易顺差、收缩市场流动性具有积极意义。

由于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很难解决结构性的问题，应对结构性通胀，财税政策因其针对性强和轻重可调节性而具有明显优势。对于因食品价格上涨过快而形成的结构性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可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和税收优惠来增加供给，改善供求关系，平抑价格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