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财政从这里走来——革命战争时期财政回顾

编者按：在中国共产党走过的90年历程中，我国财政一同经历了革命战争时期、建国创业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相应履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集中财力打基础”和“开拓创新重民生”的职能作用，为新中国的成立、

编者按：在中国共产党走过的90年历程中，我国财政一同经历了革命战争时期、建国创业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相应履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集中财力打基础”和“开拓创新重民生”的职能作用，为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在建党90周年之际，追踪革命战争时期财政走过的足迹，对传承财政历史、续写财政新篇章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历经28年浴血奋战。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鞠躬尽瘁、前仆后继，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批又一批财政工作者，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不怕牺牲、精心理财，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宏伟画卷。

“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理财方略，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财税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以说，革命战争时期财政孕育了新中国财政。

土地革命时期

保障革命战争的给养与供给

翻开革命战争时期财政史的第一页，首先应当记住这样一个日子：公元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叶坪乡的谢氏宗祠，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此诞生了，苏区最高财政主管机关——财政人民委员部也随之成立。

挂牌成立的那一天，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专程赶来视察。他指示说，财政问题已经摆到我们面前了，不可小看，应该当作大事来抓。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毛泽东对革命根据地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和原则进行了明确。1933年8月，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提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

位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历史陈列馆，真实记录了这段历史。

开始时，苏区财政部在瑞金叶坪村谢氏宗祠内办公，面积不足15平方米，由邓子恢任第一任财政部长，工作人员只有3-5人，无内设机构。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迁到沙洲坝后，财政部也随之迁到沙洲坝新屋家村的杨氏兆落太祠。此时的财政部职能已初步健全，管理趋于正常。根据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通过的《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暂行组织纲要》，财政部内设：没收委员会、征发局、税务局、公债局、国有财产管理局、秘书局、预算局等8个机构，同时还办了一个印刷厂，并在财政部左侧20米处的国家银行（毛泽民任行长、隶属于财政部）内设立总金库。财政部是当时中央各部中最大的一个，工作人员也于1934年发展到40余人，但到长征时，人员调减到20-30人。同时，在各省、县、市、区相应设立财政部，行政上隶属于上级财政部，同时受同级苏维埃政权指导，从而在中央苏区形成较为完善的财政系统。

当时根据地财政具有明显的战时财政的特点，财政的主要任务是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1932年6月2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通过决议，要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任务，使红军能全力用于决战。从1932年7月以后，前后方红军的给养已经由中央财政部负责支付了。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和中央苏区“左”倾路线的危害，中央苏区的工农商业受到很大的损伤，影响了财政收入。为了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中央苏区财政工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中央苏区1932年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公债，第一期发行60万元，第二期发行120万元。其他根据地也发行过这种公债；1933年7月，中央苏区又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二是开展经济建设。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连续开会，号召苏区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增加收成，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大批销到白区。1933年发行的300万经济建设公债，以100万供给红军当作战费，200万供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一小部分用于发展生产，大部分用作出入口贸易，以打破敌人封锁，带活苏区经济，增加财政收入。三是开展节约运动。当时，为了支援红军，有的机关自愿提出每人每天减少食米二两，有的单位提出每天要吃两餐粥，还有的机关提出不做热天衣服，禁止买自来水笔、电筒，非必要时禁止用蜡烛、写标语不用纸等。

在2009年9月12日中华苏维埃财政人民委员部历史陈列馆开馆仪式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总结说，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0月，将近三年的时间，在邓子恢、林伯渠等老一辈革命家带领下，苏区的财政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财政工作，通过他们的努力，苏区财政保证了革命战争的各方面的给养和供给，支持了新生政权的建设和苏区的各项建设，为苏区、为革命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是土地革命时期财政的缩影。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根据地财政主要采取了打土豪筹款和捐款的办法来取得财政收入。财政经费的来源，一是取之于敌，二是取之于民，三是取之于己。打土豪筹款是取之于敌，战争缴获也是取之于敌。战争缴获不是直接的财政收入，但战争缴获不断地补充着红军的军需装备，极大减轻了地方财政的担子。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期，反“围剿”成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内容。革命根据地财政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保障红军的军需供给，支援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这一时期，打土豪筹款和向富农、商人捐款仍然是保障革命战争供给的主要来源。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土地革命的深入，贫雇农民分得了土地，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上也有了改善，根据地的经济逐渐恢复，这就给征税创造了条件。为了使根据地的财政收入能有经常的稳定的来源，就开始了征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财政最大的困难是粮食供应紧张。为了收集粮食，根据地财政抓紧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当时两者都规定收取粮食)和红军公谷的入仓工作，并动员群众捐献和向群众借谷。同时，开展经济建设，支援革命战争。努力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恢复土特产产品，开展出入口贸易，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剥削，改良人民生活。

《当代中国财政》总结了这一时期的财政工作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经常被敌人包围、封锁，“围剿”、反“围剿”战争频繁地进行。这就决定了根据地财政的特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时财政，不同于一般的平时的财政。“苏维埃财政的目的，在于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和供给，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而尤其重要的是保证革命战争经费的支出。因为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果实才能保住；没有革命战争的胜利，工农群众经济上、政治上的翻身解放，就成为泡影。因此，保障红军和革命战争的给养与供给，集中财力、物力，支持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是根据地财政的最重要的目的，离开了这个目的，就是离开革命斗争的现实，财政工作就要犯错误，就要给整个革命事业带来损失。这是根据地财政从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得出来的一条最重要的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

制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时期根据地财政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抗日战争的供给，财政是“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为抗日经费为原则。”

在抗日战争前期，根据地财政政策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在抗战时期的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外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当时，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约50%到85%。

在抗日战争后期，根据地财政立足于自力更生。1941年国民党炮制皖南事变后，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用50万大军，修1万多碉堡，重重围住陕甘宁边区，企图把共产党困死。原来爱国华侨和内地爱国民主人士的抗日资助及捐献来源也被切断了。日本侵略军则以其侵华主力对解放区作战，经常以10万左右的兵力对根据地的某一个地区反复“扫荡”，所到之处，疯狂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大批青壮年被抓走，制造了许多“无人村”。解放区遭到惨重的破坏和摧残，面积缩小。毛泽东回顾当时困难状况时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为了解决困难，毛泽东指出了生产自给的道路，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方针。中共中央在抓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运动的同时，更加强调边区群众的生产运动，把重点转到群众生产上来。财政上则要求按照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给各机关部队一部分生产资金，各自经营解决部分经费，并根据各解放区的不同情况，采取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办法。如陕甘宁边区，大量开发食盐，发动群众驮盐出口，收入划归军委，作为军费和军委生产自给的保证；加强税收工作，开征营业税等，以全部税款作为中央及边区经费保证；发行建设救国公债，征收救国公粮，发行边区货币等措施，从而勉渡难关。这一时期提出的自力更生的方针，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仍然是整个财政经济工作和立国的基本方针。

1942年12月，毛泽东总结了实践经验，具体分析了当时革命斗争所处环境的实际情况，根据生产决定分配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他指出：“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从此，革命根据地财政沿着这一方针指引的方向前进，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从革命根据地财政实践中奠定的这一政策思想基础，对新中国财政的指导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根据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1943年10月中共中央进一步发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在各革命根据地政府领导下，及时地开展了以生产自给为中心的军民大生产运动。运动的主要方针是发展生产，包括根据地的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各个方面，而以农业为主体。制定了以农业为第一位的发展经济的方针。在推动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同时，为了减轻人民的财政负担，军队、机关、学校等部门都积极投入了开展工农业生产、发展公营经济的生产自给运动中去。民主政府则采取了奖励垦荒、举办农贷、免征垦荒地三年公粮、大力兴修水利等措施，支持生产的发展。

在延安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亲自动手，种菜纺纱；王震率领120师359旅的官兵在荒山秃岭、沟壑纵横的南泥湾，开出了一片“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

这一运动是革命根据地坚持贯彻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的一次伟大实践。它推动了解放区生产事业的全面发展，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了军民生活，并使不少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超计划完成，预算收支达到基本平衡，为最后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军民大生产运动的实践，充分体现了只有生产发展了，才能充裕财政的道理。它既为战时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提供了物质保证，也为指导新中国财政各项工作的开展，包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内，树立了典范。

解放战争时期

为以城市为重心的财政工作积累经验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违背人民意愿，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财政工作的根本任务是贯彻上述经济纲领，从人力、物力、财力上保障解放战争的胜利。

在解放战争前期，根据地财政的中心任务是减轻民负、恢复经济，财政工作方针仍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生产和节约并重。到了战略进攻阶段，中共中央一方面号召人民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另一方面又从财政上作了明确规定，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保障革命战争需要。华北各解放区还制定了“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相结合”的财政方针，正确处理了革命需要同财力可能的关系，有力地促进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对财政人来说，这一时期应该记住的一件事是华北财政部的成立。原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丙乾在其新著《中国财政60年回顾与思考》中这样写道：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驻西柏坡，西柏坡从此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的一家电影院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598人，代表华北五省二市4500万人民。大会总结了华北解放区两年来的工作，确定了今后的施政方针和工作任务，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董必武同志为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同志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副主席。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下设财政部，任命戎子和为财政部部长，吴波任财政部副部长。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积极发展生产，继续以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以保障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当时在财经方面的工作主要有：

一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各种生产建设，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领导华北人民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努力发展工商业，使工商业得到逐步的恢复和发展；扶植私营企业，发展国营工商企业，有计划、有系统、有步骤地组织供销合作社；保护自由贸易，正确管理；编制华北经济建设计划，以国营经济做领导，以便把华北的整个国民经济，逐渐推向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道路。

二是改革税制，整顿税收，力求不再加重人民的负担。为适应土地改革后的农村新形势，颁布了新农业税则，废除农业统一累进税，实行扣除免税点后按常年应产量的比例征收制。在城市税方面，将原来的52种税减少为20种。将商业税与所得税合并，统一货物税税目和税率，方便各种货物畅通。为发展工业，规定工业减征10%~40%，使工业税负轻于商业。为奖励合作社经济，合作社完全免税。

三是统一货币，发行人民币。当时各解放区发行的有晋察冀边币等八种货币，有六种比价，很容易发生混乱和影响金融。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决定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所有发行货币及对外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担，并任命南汉宸同志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

四是初步统一财经。1948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发出了《关于统一华北财政工作的决定》，指出：为统一全区财政税收政策，适应目前战争形势要求，在财政困难及制度不统一的情形下，加强财政工作之集中统一，使一切力量用于战争，使一切制度完全一致，粮食(税)收支调度更有计划，战争供应更加及时。因之，全区财务行政方针，执行集中统一制。

这一时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是1949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作了重要报告。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这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崭新的人民财政，进一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首先，积累接管城市的经验，制定正确的城市财经政策。辽沈战役以后，沈阳是接管最早的大工业城市，接管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主要经验是，采取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并首先抓紧解决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助于恢复秩序、稳定人心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特别是要求参加接管的部队和干部执行政策，遵守纪律。这为以城市为工作重心的新中国财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其次，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为新中国财政提供了物质条件。1949年初，淮海、平津两大战役胜利结束后，进一步没收接管了长江以北的官僚资本企业。从4月渡江作战至年底止，除台湾省外，所有大陆上的官僚资本企业，都由人民政府相继没收和接管。在接管城市、没收官僚资本企业的同时，帝国主义在华的种种特权也随之废除。人民政府收回了由帝国主义控制的设在各口岸的海关，统制对外贸易，并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外汇。这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新中国财政的建立提供了物质条件和重要的经济基础。

第三，培养干部，建立机构，为建立统一的国家财政工作准备条件。一是把军队变为工作队。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这个方针，对当时新解放区干部问题的解决和人民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全国解放后，接管新解放地区财政工作的很多同志，就是从部队中抽调出来，经过短期培训后走上岗位的，他们肩负了管理新中国财政工作的重任。二是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充实干部队伍。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了开展工作，吸收了大批来自各方面的党内外同志，组成了革命的财税干部队伍，推动了工作前进。三是不断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和纪律教育。中央领导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通过各种专业会议，一再强调财经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号召广大解放区的财经干部，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树立依靠人民办好人民财政的思想；反对贪污浪费，严守财政纪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树立实事求是的良好作风等。这为新中国财政的建立，在干部队伍中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财政工作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后，新中国财政终于诞生了。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同时，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财政部受政务院的领导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指导，主管全国财政事宜。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薄一波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戎子和、王绍鏊为副部长。此后，又相继财政部所属税务总局、粮食总局、物资总局和盐务总局和地方各级财政税务机构。随着新中国财政机构的逐步建立，财政工作逐步展开，并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和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完成了由战时财政向和平时期财政的转变，由以农村为中心的分散财政向以城市为中心的集中统一财政的转变，由供给财政向经济建设财政的转变。

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财政工作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注：本文参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在此就不一一注明，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