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肺农民工：被忽视的维权

这样的村庄，在“中国最大的云母产地”灵寿县还有很多范利平没有死，20多天后，他出院了。然而，他的尘肺难以好转，一家人仍然一筹莫展。范利平像村里所有患上尘肺的人一样，沉默地等待死亡的来临，从来没想去维权

这样的村庄，在“中国最大的云母产地”灵寿县还有很多

范利平没有死，20多天后，他出院了。然而，他的尘肺难以好转，一家人仍然一筹莫展。范利平像村里所有患上尘肺的人一样，沉默地等待死亡的来临，从来没想去维权。

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工伤保险的他们，即使想去进行职业病认定和维权，在现有的职业病防治法律面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从来没有想过维权

范利平的母亲罗世珍憎恶那些云母矿，她认为那是肮脏的，带走人性命的东西。“只要一开工，村子里面全是那东西（云母渣），顺着土坡走。你看这地上的亮片，全是。”

自从范利平被查出尘肺病，罗世珍就找了饮料瓶，每天在家里洒水。一边洒，她会一边说：“原来挣点儿钱，现在因为病全搭进去了，罪也不少受。”

罗世珍听说，同村的尘肺病患者尹金环曾经在石家庄的医院洗肺，花了7000元。“没啥效果。”说归说，但罗世珍还是不想放弃任何希望，但如何筹到7000元是个问题，范利平是否舍得为自己花这钱也是个问题。

洗肺（大容量全肺灌洗术），能清除部分肺内粉尘，改善肺功能，延缓病变升级，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延长患者的生命。

和范利平一样，同样患病的郑昌付和范增法同样没有选择洗肺，都是因为钱。他们都默默承受着劳动带来的病痛。尽管，他们在几年前已经知道了“职业病”这个名词。但“职业病”意味着什么，又能保障自己什么样的权利，他们并不清楚。

在营里村，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停着一辆轿车，村民们说，那家人曾经干过云母矿。“你给他们打工得了病，没有想过去找他们？”范世杰愣了一下：“找人家干啥？”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维权。

■放弃治疗 等待死亡

7月21日一早，范利平开始咳嗽，从7点咳到了10点半。咳的人撕心裂肺，听的人也撕心裂肺。

几天来，范利平一直不怎么吃喝。“我说你坚持，上午喝半缸，下午喝半缸。我说这人啊，缺了水分，怎么行？”老母亲罗世珍劝儿子。范利平用极小的声音回答：“我不喝，一点儿也不想喝。”

被父母劝说去治疗的时候，范利平总是说：“这花多少钱啊？”

范家种着7亩玉米。“我74了，干不动了，别人家种两季，我只能种一季。”范世杰说，一季玉米收2000斤，卖不到3000元。这是老两口一年的收入。

“看我们俩这么大岁数还在干活儿，他的心理负担也重。”罗世珍说，范利平总是觉得，自己已是家中的负累。

不吃，不喝，不看病，他终日窝在床上。

罗世珍别过脸，不让儿子看见，小声地说：“这其实……就是在等死了。”

■“全民体检”暂无结果

像范利平一样备受尘肺病折磨、沉默地等待死亡来临的农民，不光营里村有，燕川乡包括万寺院村在内的多个村庄都存有类似情况。而像营里村这样的村庄，在“中国最大的云母产地”灵寿县还有很多。

燕川乡《关于2010年工作总结及明年工作谋划的汇报》中写道：“2010年关停了17家技术落后、污染、效益低的云母、石粉、蛭石加工厂。”营里村所在的燕川乡共有多少黑矿和黑厂，目前难以掌握具体的数字。从该乡政府的工作报告中不难看出，打击非法洞采一直是当地政府的重点工作，“（2010年）积极结合公安、国土等部门封堵洞采口30余处。”

今年春节之后，营里村的村民发现，附近的部分云母矿和加工厂确实停工了。“因为没有手续，公安老来查。”范增法说，雨季歇工也是一个原因。

范世杰说，依据往年的经验，雨季之后，有些云母矿和加工厂会复工，还是会有村民去打工，因为人总要赚钱生活。

村民们说，乡里6月份曾组织村民去体检，医生查出尘肺病就说“你是尘肺病嘛”，然后并没有什么治疗措施。至于职业病维权，从没人谈起。

燕川乡政府一名曹姓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卫生部门组织的“全民体检”，但在燕川乡，组织者专门针对曾进行粉尘作业的农民增加了检查项目。这位工作人员说，检查结果还在统计和“填表”，有多少人染上尘肺病，乡政府并不掌握。

■历史欠账 谁来埋单

但当地已经患上尘肺病的农民，去做职业病鉴定维权的却几乎没有。

2009年，河南农民张海超用“开胸验肺”的悲壮方式维权成功，获得赔偿和补贴共计615000元。郑州市随后对从事粉尘作业的人员进行排查登记，建立诊疗救治绿色通道。此后，江西修水县近500名村民患上尘肺病137人死亡、甘肃古浪百余矿工患尘肺病、辽宁钼矿工人患尘肺病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人们的维权意识逐渐觉醒，但维权之路并不平坦。

我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企业是职业病防治第一责任人。像范利平一样在偏僻的乡村厂矿工作的农民工，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工伤保险，没有维权意识，只用自己脆弱的呼吸系统和肺叶抵挡粉尘。非法厂矿被关停了，但范利平等人的病痛却没有人埋单。历史的“欠账”只能由尘肺病人日渐孱弱的身体背负。

《职业病防治法》中虽然规定用人单位应提醒工人注意防护、提供防护用具、提供体检服务等，但很多用人单位根本未受到有效监管。在现有的法律背景下，身患绝症尘肺病的农民工们进行职业病的认定和维权，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关于维权的事，在罗世珍看来，为儿子申请低保或许算是一件。“我敢跟任何人比，我家的条件是最不好的……不知道啥时候能批下来。”她说。

如果批不下来呢？“那……没办法。”罗世珍指着院子里用草席盖住的摩托车，说这是范利平7年前买的，当年他很爱骑，“你说，这辈子，他还能骑不？”

■编后 法律应是他们最好的防护

据卫生部2011年4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新发职业病27240例，其中尘肺病23812例，占87.42%。全国累计报告尘肺病676541例，死亡149110例。事实上，还有许多农民工没有进入统计数字。

为什么不在尘肺病产生之前就进行防护？我们有这样的技术！据了解，很多企业通过轮换工人、临时雇佣等来降低职业病危害防护成本并逃避法律责任。我们有防治职业病的法规，但很多单位在没有监督的状态下置法规于不顾。而职工在职业病维权时，又遭遇一些法规漏洞带来的用人单位不提供证据而难以维权的尴尬。

如果相关维权制度健全、维权途径通畅，如果相关部门对企业的监管全面而认真，如果职工能得到科学的职业安全培训，如果企业都能负责任地提供安全防护，因罹患尘肺病而死亡的悲剧应该会少很多。

2011年6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草案规定职业病诊断机构不得拒绝劳动者进行职业病诊断的要求，同时强化了用人单位在职业病诊断中的责任，通过具体制度倒逼用人单位自觉履行提供职业病所需资料进而落实预防措施的义务。

职业病防治的法规正在逐步完善，而像范利平一样的农民工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