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是某部委下属研究院的中层管理人员,5年来连续主持一个总额为200万元经费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科研项目经费按照规定只能用在餐饮、车票、住宿和成果出版等花费上,没有劳务费用,这就只能让科研人员去郊
李宏是某部委下属研究院的中层管理人员,5年来连续主持一个总额为200万元经费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科研项目经费按照规定只能用在餐饮、车票、住宿和成果出版等花费上,没有劳务费用,这就只能让科研人员去郊区度假或餐馆吃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吃住行的发票。所以经费主要不是贪污了,而是浪费在各种不必要的活动上了。
研究课题规定第一年要花掉一部分,不花掉就要没收,所以大家只能去找票。
雷是某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他的经验是,正规单位一般发票像国家图书馆这样大的,是买不到的,一些复印店、小书店等不太正规的地方则能买到。令他感慨的一点是,如今的发票越来越正规,很多营业单位跟税务机构联网,虚假发票很难开,发票成了紧缺物资,一两年前给对方3个点、5个点的回扣能很容易地找到发票,现在要7个点8个点才能找得到;另一方面,财务审计越来越严,“两头一挤压,找票能力成了核心能力”。
不同来源的经费管理方式也有很大差别,来自国家社科基金的钱审得松一些,“国家拨给你的,买电脑都可以”。但自己本单位的钱审得就比较严。不同的课题也不一样。最近,他参加了一个研究项目,首期下来10万元,每人分1万元,让每个人自己找发票报,作为一个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他为要经常四处找发票来领取自己的科研经费感到无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汝鹏表示,研究中发现中国目前财政科技拨款体制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保障性经费少,而竞争性经费相比之下过高,2005年达到80%,在2009年虽然降到60%,但仍然过高。这使得研究人员在项目申请和考核中疲于奔命;二是财政拨款中基础研究的比例很低,仅占5%左右,大量资金被用于应用化、产业化方面,而这些方面,本应该由企业或其他社会资金来承担;三是经费分散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国家发改委等10多个部委,导致重复投入和低效率。
摘自《南风窗》2013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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