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不只是一个融资机制的选择

推进PPP机制创新，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改革部署联系在一起来把握，这是一个战略层面的问题。三中全会《决定》中最重要的一种涉及几个概念的逻辑链接就是：先要确立“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即明确按照现代国家要

推进PPP机制创新，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改革部署联系在一起来把握，这是一个战略层面的问题。

三中全会《决定》中最重要的一种涉及几个概念的逻辑链接就是：先要确立“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即明确按照现代国家要求来治理、发展中国，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这个治国理念如何具体化呢？于是有第二个概念——要“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并突破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千难万难反复探索总结终于形成的最高层面文件体现的共识。而且这个决定性的市场配置资源作用，被落实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表述上，就是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产权制度，在这个文件里明确表示为要发展“混合所有制”。那么我们过去已有很多争论的所谓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的问题，一旦放到“混合所有制”概念面前，可以大大地淡化“贴标签”色彩，因为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它的容纳力和包容性完全可以把“国”的、非“国”的、“公”的、非“公”的所有的产权，在这里边以一个共赢的方式，在法治框架下无阻碍地实现相互合作。而PPP机制又正好在这里面贯通：一个PPP项目在产权方面没有硬障碍，是在一个法治环境下的多产权主体间的契约，最典型的即以SPV的形式组成特殊项目公司来运营PPP项目。这里面所有的股权都是有清晰归属的，每一份标准化的股权是属于哪个股东的，认定以后不会产生法律上无法处置的纠纷（少数纠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大家在这样可预期的稳定的法治化环境下，来追求在共赢中自己目标和利益回报的实现。这样的一种制度创新，汇入全面改革取向的中国现代化过程，它的意义一定会超越我们关于筹资运营层面的一般理解。

所以，PPP的机制创新绝不只是一个融资机制的选择，现实中也是一个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改革中发展混合所有制以解放生产力的战略性的选择。

认识PPP应从一开始感到的融资方面的需要，提升到管理模式创新的需要，因为只讲融资，好像只是为缓解政府资金压力，如果在某个阶段上政府自己感觉压力不大的时候，就可能又回过头来对民间资本说“没你什么事了”——前些年一些地方政府曾特别欢迎市政建设里边民间资本的加入，但一听说有四万亿资金的投资刺激方案，马上就变脸了，说“我们现在有钱了，不用求你们民营企业参加进来了”。这就是眼光不够高度，视野未达全局，没有看到改革的实质内容的一种具体表现。实际上，民间资本的加入不只是缓解政府的资金困难，还会提升管理绩效水平，它是从融资上升到管理模式创新的一种升级，这个升级再汇入以混合所有制为产权基石的全面改革，更是一个全局性的客观需要。

我们认为PPP这个创新，就是使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得到各个方面更多的认同，也得到政府应该“更好发挥作用”的各种可操作机制匹配磨合的一个重要改革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