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我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财产

报告称我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财产今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该报告在国际前沿的研究视角下，对当今中国社会热点问题展开研究与探讨。报告的内容包括中

报告称我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财产

今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该报告在国际前沿的研究视角下，对当今中国社会热点问题展开研究与探讨。报告的内容包括中国家庭的财产、消费模式、医疗开销与负担、家庭经营与自雇、住房、主观幸福感六项子议题。该书对这些议题的探讨为理解当今中国社会打开了窗口，客观地展现了无数家庭与个人在中国社会经济变迁浪潮中的得与失，折射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

报告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等结构性因素是造成中国财产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在家庭层次的财产不平等及其变化有两个特征：一、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水平明显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的增长幅度也明显高于体制外家庭，这将导致体制内外家庭的财产差距进一步扩大。二、中等收入家庭财产增长幅度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财产增长幅度相对较小。

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呈现出两极分化

根据报告，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可以分为五种类型：贫病型、蚂蚁型、蜗牛型、稳妥型和享乐型。其中，贫病型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品的拥有比例均最低(贫)，但其医疗支出的相对比重却很高(病)，这类家庭带有贫病交加的特征。蚂蚁型家庭的各项消费水平和消费品的拥有比例都比较低，这类家庭主要以低水平消费为特征，就像辛苦积累的蚂蚁。蜗牛型是负担沉重的一类家庭，他们的总消费不低，但并不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上，也不太进行汽车、文娱和奢侈品的消费，而是把很大的一部分开支用于房租房贷、教育、医疗方面，而住房、教育和医疗负担就像蜗牛的躯壳限制了这些家庭提高他们在其他方面(尤其是享受性)的消费。稳妥型是中等消费的家庭，这些家庭的支出水平总体居中，但在消费品的拥有上高于平均水平，医疗和住房的支出比例略低于平均水平，有一定的教育、文娱的消费。享乐型家庭是享受着相对高品质的、健康的物质生活的一族，这类家庭有车有房的比例都很高，其各项消费品的拥有比例以及各项消费水平均很高，尤其是在教育和文娱支出水平上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家庭，但其医疗支出的比重却较低。

报告分析，从全国分布来看，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呈现出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不消费、抑制消费的家庭(如蚂蚁型)或者医疗、教育、住房负担沉重的家庭(如蜗牛型、贫病型)占大多数。另一方面，已有少部分家庭已经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如享乐型)。城乡消费模式差异大，农村贫病型家庭较多，稳妥型和享乐型家庭较少。相比之下，城镇贫病型家庭较少，其享乐型、稳妥型家庭明显多于农村。

房产仍是我国城镇家庭财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报告指出，房产是我国城镇家庭财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占城镇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在80%左右，这与近年来房价快速上涨密切相关；在农村，房产占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在60%左右，低于城镇家庭，主要原因是农村住房以自建自住为主，土地成本很低，房产价格较低。在宏观层次上，人均GDP越高、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房产占家庭财产的比例越高。在家庭层次上，收入越高的家庭，房产占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越高；家庭总资产越多的家庭，房产占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也越高。如果以房价收入比来衡量购房压力，与农村相比，我国城镇家庭房价收入比相对较高，住房负担较重。在城镇家庭中，家庭主事者为商业、服务业人员的家庭房价收入比最高，而处于职业和收入地位较高位置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其家庭房价收入比相对较低，住房负担相对较小。此外，存在住房困难的城镇家庭其房价收入比显著地高于不存在住房困难的城镇家庭。

家庭医疗保健支出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根据报告，我国家庭医疗保健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1%，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医疗保健支出比重。相比2010年，2012年的家庭医疗支出绝对值升高，但医疗负担(即医疗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却有所减轻。经济发展水平与医疗支出有密切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家庭人均医疗支出越高，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居民医疗消费能力更强、投入更多；但同时，这些省份的家庭医疗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却较低，说明这些地区医疗负担相对较轻。城乡家庭的医疗支出与负担差异较大。城镇家庭在人均医疗支出、住院费用上均高于农村家庭，但在家庭医疗支出比重、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住院自付费用、住院自付比例上均低于农村家庭。

报告分析，从家庭特征上看，与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的医疗支出比重、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住院自付比例更低；老年人家庭的家庭人均医疗支出最高，其医疗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也最高，这意味着老年人家庭面临着更大的医疗负担。医疗负担影响家庭的生活水平。医疗支出比重越高，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越高。医疗负担对低收入家庭的打击尤其严重，与家中无人住院的情况相比，家中有人住院会使低收入家庭医疗支出发生率的上升更为明显，由此增加其致贫的可能性。

家庭资产对个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

报告指出，中国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呈中等偏上，主观本地社会地位呈中等偏下。家庭资产(如住房及汽车的拥有)对个人生活满意度和主观社会地位影响显著；独立于家庭资产之外，个人收入水平也影响着生活满意度和主观社会地位，且主观收入水平比客观收入水平更重要：无论客观上富有与否，对个人收入地位主观评价更高的人(即主观上认为自己富有的人)其生活满意度越高、个人社会地位的评价也越高。高收入人群的评价标准较高，这可能部分导致对其主观收入的总体评价水平偏低，并且与他们的实际客观收入相关性不高。除个人收入外，家庭相对收入高的人群其生活满意度及主观社会地位较高，且家庭收入对女性的影响力要大于对男性的影响力。

据该报告的第一作者、北京大学千人计划学者谢宇教授介绍，综合来看，《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4》展现了一个持续发展的中国——伴随着经济改革，中国家庭的财富在迅速积累，中国家庭的消费水平、结构和质量的变化日新月异，家庭经营与自雇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它也展现了一个不平等的中国——城镇与农村、不同区域在房产、消费模式、医疗资源投入上的差异仍非常显著。体制内与体制外家庭在财富水平、财富的增长幅度、消费模式上也存在明显的不平等。但是，它还展现了一个逐渐改善和调整的中国——住房困难、医疗负担问题在逐渐改善。

谢宇介绍，财富不平等及其相关的经济不平等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它是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而且财富不平等具有自我强化的作用，即可能出现“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恶性循环。因此，学术界有必要关注和深入研究财富不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