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好学前教育投入“算盘”

新的学年开始了，家住广州天河区附近的陆强开心地说，“我孙子算是赶上趟了。”去年，陆强的孙子在一所民办园里读小小班，一年费用近2万元。陆强曾不止一遍细细研究家附近的公办园，但由于竞争者众多，根本没有机会

新的学年开始了，家住广州天河区附近的陆强开心地说，“我孙子算是赶上趟了。”

去年，陆强的孙子在一所民办园里读小小班，一年费用近2万元。陆强曾不止一遍细细研究家附近的公办园，但由于竞争者众多，根本没有机会。不过今年很多天河区附近的孩子将可通过电脑派位进入区属的公办幼儿园。这得益于广州各区加快幼儿园“民转公”的多项举措。

据介绍，今年，广州市属、区属的教育部门办园一共有6310个学位开放给市民，是去年的2倍。

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屈哨兵说，“公共教育资源让市民有分享的机会，这是政府主导的一个态度，未来每年市区两级均有专项数以亿计的经费用于发展学前教育，采用公、民办并举、社会参与的工作思路，满足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需求。”

事实上，这只是政府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一个地方缩影。对于被一再提及的孩子“入园难”、“入园贵”的民生问题，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行动。在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以来，我国学前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财政出手化解“入园难”

2010年被称为中国学前教育的新纪元。这一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到2020年要基本普及学前教育的目标，其中具体目标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到2015年达到62%，2020年达到75%；在园规模分别达到3530万和4000万人。

同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当前发展学期教育的若干意见》就加大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提出了“预算有科目、新增有倾斜、支出有比例、拨款有标准、资助有制度”的“五有”要求，这有效保障了财政对学前教育的大力投入。

同时，为了实现《教育规划纲要》目标，2011年财政部、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及系列配套文件，提出了中央政府加大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

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方政府制定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随着这些政策的出台以及各级政府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学前教育事业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2011年开始，中央财政通过支持“校舍改建、综合奖补、幼师培训、幼儿资助”等4大类7个重点项目，加快发展学前教育。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以来，我国学前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据权威数据统计，2013年，全国共有幼儿园19.86万所，在园幼儿3895万人，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67.5%。这些历史性的成就为学前教育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3年底，为积极发展学前教育，中央财政下达2013年专项资金160.3亿元，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困难省份农村扩大学前教育资源，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

中央财政一系列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政策，不仅引导和激励地方政府加大了财政投入、强化了地方政府举办学前教育的责任，而且带动了社会力量的积极投入，取得明显成效。

据教育部数据，3年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422.4亿元。在中央财政的引导下，地方各级政府也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学前教育经费大幅增加，地方各级财政投入达到1600多亿元，学前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逐渐得到扭转。

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中，国家将继续把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作为重点任务，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扩大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覆盖面。加大公共财政的支持力度，把更多的民办园办成普惠性幼儿园。

各地吹响学前教育“集结号”

按照中央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地方为主、中央奖补”的原则，中央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目的之一是带动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宋映泉就曾对多地做过专门的数据研究和分析。他说，2012年上海市通过新的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基本标准，规定每生每年1200元，逐步提高政府在学前教育成本中承担的比例。

同时，制定困难家庭儿童接受学前教育资助政策，从2011年下半年起对上海市户籍困难家庭儿童免除管理费，并补助伙食费，以保障贫困家庭儿童的入园需求。

此外，上海市还加大了对学前教育的专项投入，使每年用于支持学前教育园舍建设的市教育附加由原来的4亿元增加到6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即使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也增加了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比如，陕西省在2011至2012年全省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达62.2亿元。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陕西省在全国率先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落实幼儿生均公用经费和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补助政策。2011至2013年全省实施学前一年免费下拨资金累计达8.81亿元。2011至2013年省级财政投入学前教育一免一补及公用经费共12.89亿元。

当然，宋映泉提到，中西部省份还存在部分区县政府由于财力不足，在省级财政能力薄弱的情况下，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主要依靠中央政府专项经费的情况。

随着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增加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我国学前教育在规模、公、民办供给结构以及结构性质量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对此，宋映泉建议：一方面，现有优质公办园应该增加对来自弱势群体家庭儿童的服务比例。

另一方面，在幼儿园价格管制方面，可以考虑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实施梯度收费政策。对于家庭人均收入在当地人均收入中位数或者平均水平以下一定百分比的儿童入园实施全额或部分补贴。

此外，还应加大对农村和县镇地区幼儿园教师队伍发展的财政投入。

最后，政府应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入园率、入园规模、质量指标作为城市发展和建设的考核指标；同时，建议改革中央“四大类七大项”中的“综合奖补类”项目奖补方式，以激励学前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各种社会团体通过多种形式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收费合理、有基本质量保障的学前教育。